工作場所空間規劃的演變

計劃型勞動：泰勒主義式辦公室

在19世紀上半葉，美國工業發展，商業活動指數般地增多，結果出現了今天為人們所熟知的計劃型勞動(planned labor)，它是發展類型學和城市的先決條件。[1]此時活躍的生產部門需要加強它們各個位置的聯系；加上海陸、內陸水道交通網絡以及新的通訊方式的發展，計劃型勞動的出現順理成章。由于貝爾電話、摩斯電報[2]等發明在市場推廣以及郵政范圍擴大，生產和服務可以被拆分在不同區域。工廠開始遠離城市中心，大量白領往返于兩地，辦公室一下子成為功能專門化的空間類型。

波士頓，以及后來的紐約和芝加哥引領了美國的商業。然而，芝加哥不僅僅是一個在商業談判和貿易上的重要城市，它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它成為美國北部河運、鐵路的重要交通中心，來自西部和中西部的商品在這里匯聚。它也因此成為畜牧業和農業的貿易中心，同時也是木、煤等鋼鐵工業發展的重要原材料的儲備和加工地。擁有著谷物升降機、屠宰場、倉庫和工廠的芝加哥號稱產品輸出的奇觀之地，吸引著東海岸一帶的投資。

在1871年那場著名的大火后，芝加哥重建，開始出現白領工作的中心。在生產與服務分離的新形勢下，這些地方提供了新的商業機遇。盧普區(The Loop)（芝加哥的一個區域，因有環繞城市商業辦公建筑的高架公共交通系統而得名）是這種生產與服務分離模式的物質見證。在這里，每平方英尺的土地價格比城市其他任何一個地方都高，這種情形更促進了垂直空間的規劃。保險公司、大型倉庫和批發中心、旅店和出租屋在遠離中心的制造業區附近拔地而起。在垂直設施配置下，雖然辦公樓占據城市最有優勢的位置，還作為一種工業產品而復制到其他城市，但此時辦公樓還不是城市的主導力量。

網狀金屬框架結構使建筑空間有了突破：開敞和多功能通用的空間，具有滲透性的建筑表皮，宏偉的高度，方便使用和維護。這些突破最初被應用于倉庫，后來發展到第一批商業辦公建筑上。對于后者而言，立面的大面積開窗，回應了辦公人員對環境的訴求。在1890年以前，這類建筑安裝的是煤氣燈，照明效率相當低下。于是自然采光便成為決定空間形式的關鍵因素，建筑形式受限于進深。這和建造倉庫的方式不一樣，它的進深通常由場地的尺寸所決定。

當辦公建筑起初被建造時，就規范了進深和形式的關系。馬凱特大廈(The Marquette Building)(Holabird & Roche, 1894)創立了一個有效的深度，26英尺，很快就被認定為最佳尺寸（圖5.1）。[3] L或U型和其他交錯的平面形式開始出現，若運用這個建造尺寸，同時以走廊為軸線進行鏡像，就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場地。這種開發模式隨后啟發了柯布西耶設計第一座摩天大樓的幾何形態。建筑空間被劃分成不同規模的模塊，包括私人辦公室和可被使用者空置或分隔的大空間。在立面的大玻璃背后，工作主要在個人辦公室里面進行；以組織形式進行生產活動的模式仍然受限于行會體系，因為勞動分工的概念才剛剛興起。

5.1   馬凱特大廈，Holabird & Roche，芝加哥，1894

服務于各種企業的出租辦公室垂直堆疊而起，其結構上自由但仍然以傳統方式分隔空間。新結構技術所帶來的多功能的空間仍未被意識到：它僅僅被理解為在施工過程中可以調整去適應還未確定的需求。因此，靈活的辦公空間其實是一個違背商業發展邏輯的產物，但不管怎么說，這只是理論上的。[4]

在辦公室里工作所使用的基礎設備和高層建筑的使用方式沒有什么實際聯系。1870年開始在市面上流通的雷明頓打字機發揮了重大作用，它在世紀末被廣泛應用在辦公室。個人工作區域固定在一個位置，被木制檔案柜和帶抽屜的桌子環繞，相對獨立和自治。職員將文件歸檔、整理，獨立完成一件事情。唯一可以移動的家具，是可調節的椅子。約在1850年被發明于家用，后來被重新設計用于辦公室，使它的高度和靠背可以適用于在臺面書寫或使用打字機。[5]無論如何，從本質上來說，當時的辦公室是一個固定了時間和空間的活動場所，組織形式仍然是行會體制，依賴自然光，安置在功能單一的辦公樓，而這符合了一種將白領的生活范圍集中在一個區域的規劃理念。

在兩個世紀的交界點，制造業中心區開始出現勞動分工。流水線生產，這一標志著工業革命高潮的模式，被應用于辦公室，以處理因商業領域的擴張而增多的更為復雜的官僚任務。[6]因為空間變得開敞了，分隔的辦公室變少，容納人數上升。職員依據產品的生產工序被安排在生產線上，他們不再需要為勞動的最終成品負責。與此同時，白熾燈的發明和商業推廣正逐漸削弱自然光的重要性，[7]這使得空間的規劃不再需要依賴窗戶而可以根據勞動者在生產線上的位置在天花板布置燈光——天花板使得工作空間與建筑的聯系更加緊密。

賴特(Frank Lloyd Wright)為一所郵購公司，拉金公司(Larkin Company)，設計的行政辦公室是流水線生產模式在世紀初頭十年應用到非制造業領域的一個例子（圖5.2）。這個建筑方案——四個開放的平面圍繞一個中央采光的中庭——讓賴特有機會發展一個非常復雜的模型，其毗鄰荒涼的工業區的基地奠定了建筑內向的性格。利用這個布局設計，賴特通過機械化環境控制和合理化室內配置，解決了計劃型勞動的問題。在定義建筑結構的同時，他整合了一個密不可分的設計統一體。工作位置的排列和統一的氣候構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物理環境，它整合了兩種技術——工業和環境設計——這兩者此前一直未被承認是空間設計的考慮因素（圖5.3）。[8]

5.2   位于第四層的職員區。拉金大樓，由賴特設計。紐約，1904

5.3   拉金大樓里的打字專用的金屬制椅，由賴特設計。

這種新空間設施配置的目的，無論是從幾何秩序上還是環境上，都是為了系統化工作量來實現最大的效率和輸出，這一目標在一個無差別的環境下會得到促進，還受到二十世紀早期勞動力理論學家和商業管理者的歡迎。工作空間開始需要在形式上綜合考慮和精細分析工人的專業化操作。環境質量對生產力影響也很大，反映在辦公室形式概念上。創造一個人工控制的環境——白熾燈，加熱，空調和再循環空氣——可以解除工人身體對外界環境的依賴。它也決定了工作環境的封閉的性格以及預示了未來將會持續發展的平面組合模式。

在這些年間，工程師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公布了他醞釀了幾十年的勞動力科學管理理論。泰勒的《科學管理原則(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在1910年向美國機械工程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申請許可，在1911年正式出版，隨后即被迅速應用于世界各地的各個工業勞動中心（包括蘇聯。在蘇聯，這套理論是在一個列寧主義框架下翻譯而來的，它拒絕資本主義運用流水線生產這種剝削工人的模式。）“科學管理”是一個理性化的過程，涵蓋四個基本步驟：分析對執行有必要的傳統勞作和分工；把每項事務分解成最微小的活動單元；對每個微小活動單元進行具體研究，運用精確的計時方法管控其中的運動和工具；根據平均執行時間，以各任務之間環環相扣的形式重新設計整個循環以適應運動和工具。[9]

根據泰勒的方法，不是工人而是管理者來認識和分析整個過程，就像很早以前一樣。“分析”從“執行”中分離開來。第一批在行政機構出版的指南展示了這種分工如何轉化成辦公室的空間設計。[10]基本單元，即是工作區域，被安排在開敞式平面布置格局的最佳位置。生產流水線重新以聚集這些基本單元的形式出現。職員通過用儀器和工具連接整個任務里各個分離的基本單元，創造出一個復雜的產品。同時，管理從工作間分離出來，有了獨立辦公室。

在泰勒主義盛行之時，碰上了社會階層在職場的一次轉變。以前，辦公室職員被認為比體力勞動者占據更高的地位。然而現在，除了擁有專業的知識之外，辦公室職員不再掌管整個項目而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任務被縮減到一項重復的、微小的工作。1910年在工作場所出現的出勤記錄鐘更是體現了泰勒化的進程。工人們對此厭惡，還有很多電影制作人以詼諧的風格來諷刺。[11]很快，泰勒主義跨越了這個行業領域，成為商業人士甚至理論學家、知識分子的必讀圣經。作為一個組織和管理的辦法，泰勒主義迅速坐穩了龍頭位置。而對現代建筑師而言，尤其是柯布西耶，社會的泰勒化和他們奉行的科學理性化的新理念一拍即合。泰勒主義運用到建筑上，它使得功能主義作為一種與工業化結合的理論實踐而獲得合法性。在美國，這種理想化的圖景以最實際的方式實現了：泰勒的方法迅速轉變成一種商業需求，而這也直接影響了建筑師的專業實踐。

從類型學的觀點看，計劃型勞動的概念確定了兩種結構：工廠和辦公室。當時兩者一直使用的是相似的建造方法。亨利·福特(Henry Ford)讓流水線工業生產自動化，還提供了一個模型，即把工廠當作是裝配過程的容器。這種工廠空間水平無限延伸，只有一層容納最大的開敞空間，效仿阿爾伯特·卡恩(Albert Kahn)所創建的類型。[12]與此對比，垂直層疊的建筑是為辦公室量身定做的類型，它通過聚集工作人員和使用升降梯從而減少了轉移空間的時間。在20世紀20年代，工廠采用棚房的形式，而摩天大樓毋庸置疑成為一種適合辦公工作的建筑類型。隨著辦公樓越建越高，20世紀20年代這些摩天大樓的主要代表形成了一種設計范式：伍爾沃斯大廈(the Woolworth Building)，克萊斯勒大廈(the Chrysler Building)和帝國大廈(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卡羅·威利斯(Carol Willis)在她《形式服從金融(Form Follows Finance)》一書中，詳細解釋了紐約和芝加哥兩地不同的法律如何影響摩天大樓的類型發展。[13]顯然，從1889年開始，紐約沒有限制建筑高度，反而有了更純粹更抽象的發展空間，奠定了摩天大樓帶有核心筒結構的外形和發展趨勢。在芝加哥，摩天大樓的形體受城市街區劃分所限定的區域影響。這些建筑的形式呈現出受場地尺寸和形狀以及建筑高度規范的限制。這些因素導致兩座城市的摩天大樓截然不同。

1916年，為了保證街道能夠獲得充分日照，紐約設定了新的區域界面要求，開始要求建筑的退線，現在的人們對它已經耳熟能詳了。這些規定重塑了形式，使核心筒不僅成為必要，甚至比以往更重要。建筑四周的高度受到限制，使得中心25%的空間要盡量往高處蓋，這刺激了發展商尋找更多更大的空地，從其中可開發的空間獲利。為了建造一個相當有價值的50層建筑（帝國大廈是197x425英尺），至少需要100x200英尺的場地。1916年的規定因而助長了摩天大樓的尺度和高度，為理想的泰勒主義辦公形式開辟了道路。

泰勒主義辦公建筑本質上是一個高密度的大型建筑，高達900英尺，以環帶空間環繞中間核心的形式垂直地組織起來，進深與馬凱特大廈相似。網狀結構支撐，沒有內部空間細分，配備機械通風設備和進風系統以及白熾燈照明。任務被分配在連續的、死板排列的、固定的工作位置上，這些位置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需要依賴自然光，盡管辦公室已經由白熾燈照明（圖5.4）。管理和辦公的職員分離，設置在不同樓層或是單獨圍起來。隨著任務加重，辦公室占滿整個樓層，而假如辦公非常重要的話，還能獨占整個建筑。辦公設備則繼續完善：在第一代電話、電報和打字機之后，出現了算術計算機（鮑德溫(Baldwin)算術計算機，1872；巴勒斯算術計算機(Burroughs Adding and Listing Machine)，1890）和可以跨洲、跨大西洋的轉盤臺式電話。家具——包括可折疊桌，專用辦公椅和垂直式檔案柜——陸續以金屬或木為原料生產，Ronéo成為國際上傳播最廣泛的名牌。

5.4   20世紀30年代典型辦公室的標準層平面和座位的排列。洛克斐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由雷蒙·胡德(Raymond Hood)設計。紐約，1931-1932

歐洲建筑師把這種辦公室類型看作是一種體現社會和生產力變化的原型，而他們的建筑注定要回應這種變化。在大約1920年，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和密斯(Mies van der Rohe)的作品顯露出這種影響，具體呈現在現代主義設計理念上。密斯在他的《辦公大樓(Bürohaus)》里描述道：

辦公建筑是工作的建筑，是組織的建筑，是透明的建筑，是經濟的建筑。明亮寬敞的工作間，整潔，完整，只根據企業有機的組織系統連接起來……最有效的工作位置布局決定房間的進深；16米……在兩米高的架子上是一條連續的與天花相接的窗戶帶。[14]

值得留意的是，密斯規定的這兩個尺寸考慮到美國人的經驗里非常具體的方面。16米的深度計算出每個邊長8米——非常接近芝加哥最適宜的辦公室尺寸，26英尺。兩米高的架子與賴特在拉金大廈中設計的7英尺高的檔案柜吻合。相似的證據還可以在同時期柯布西耶的建筑中找到，如前所述。從形式、環境和功能的角度看，歐洲建筑師所提出的，早已在美國的城市中系統地規劃過。他們只是將已有的模式簡化，除去其裝飾成分，將其轉變為一個機械時代的原型，接著在美國摩天大樓的形式上增添象征性的內容，而這種做法，成為世紀初的一種理想類型。

直到二戰前，泰勒模式的辦公室一直立于不敗之地，它結合了蘊藏在拉金大廈的思想，這里面同時融合了藝術裝飾摩天大樓和現代運動的理想類型。尼古拉斯(Nikolaus Pevsner)認為20世紀30年代的辦公建筑真正的優勢在于它是一個獨立統一體的狀態——包括一個運營部分以及一個能支配具有生產力的整體的控制中心，它的優勢可以使它克服地形和尺寸的限制。[15]費城儲蓄基金會大廈(The Philadelphia Saving Fund Society Building)(Howe & Lescaze,1929-1932)，以及洛克斐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特別是RCA大樓(RCA Building)——是其中的典型（圖5.5）。Howe & Lescaze設計的大廈是第一座沒有提前劃分出租樓層空間的摩天大樓；它完全由空調調節溫度；它應用了工業化建造技術；它反映了美國的經驗與當時歐洲的趨勢的結合。洛克斐勒中心代表了城市規劃的新模式，受到柯布西耶和西格弗萊德(Sigfried Giedion)的極力推崇。柯布西耶在1935年游歷美國時，特地去了在紅河(River Rouge)的福特工廠，親自體會了工廠里整個工業生產系統，同時研究了Howe & Lescaze設計的大廈。他還對洛克斐勒中心贊口不絕。他在阿爾及爾Cap de la Marine所設計的晶狀體型平面的摩天大樓(1938)反映了他此趟旅程受到的影響；美國泰勒主義式辦公室作為一種普遍模式被重新演繹。根據正統的現代主義的原則，框架結構，室內氣候控制以及工作位置的統一排列構成了布置辦公室的標準（圖5.6）。在當時，這種標準被認為是最純粹的開放式平面布置，但仍然未能發揮最大的靈活性。它的特點完全是幾何化的，桌子或工作區域固定在一個位置，就像在流水線生產上的工人被固定在某個位置一樣。在這種開放式平面布置的構想下，功能性空間仍然依賴外界環境，建筑的進深不能超過自然光的范圍。

這種死板的物理空間布置和方法遭到美國工會的一致抨擊，他們同時對泰勒主義懷有敵意，在經濟大蕭條期間有很大影響力。即使是那些很看好這個模式的人也發現了其中的漏洞，當生產的其中一環有故障或落后時就會失衡。同樣，這種模式下的物理空間也暴露出這種死板帶來的消極影響。[16]建筑師和工程師仍繼續找尋辦公室設計的新方向，而靈活性的問題則隨著關于勞動力的新理論以及人工環境標準化的發展而變得越來越復雜。這些可能性在二戰后開始得到系統的探索。

5.5   標準層平面。費城儲蓄基金會大廈，由Howe & Lescaze設計。費城，1929-1932

5.6   標準層平面和室內透視。位于Cap de la Marine的摩天樓，由柯布西耶設計。阿爾及爾，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