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式辦公室，辦公景觀以及自動化工作區域

死板的泰勒主義式辦公室逐漸讓位于一種官僚主義程度更低而更自由和共享的管理模式，這種模式開始出現在二戰前。這個構想影響了職場的概念以及它的形式構成，在三個層面進行了優化：員工的心理；計劃型勞動的運作以及如何用建筑表達；技術和形式方面的考慮。早期能反映出這種工作場所中這些新元素的優秀案例無疑是賴特設計的詹森公司行政大樓(Johnson Wax Administration Building)。此時賴特顛覆了拉金大廈那種死板的平面，引入新的內容，而這個內容成為隨后幾十年里重要的研究主題：一個進深大的主要工作空間，雇員在其中沒有被逐個分隔開。賴特在這部分空間嫻熟的處理手法標志著職場空間品質的重大提升：他完成了一個非機械的、有機的環境的定義，和前期的泰勒主義實踐大相徑庭。

詹森公司辦公空間的里程碑意義有兩重，一個是策略上的，另一個是象征意義上的。一方面，把雇員聚集在一個空間里提高了生產力（據賴特，比傳統辦公格局提高了大約15%。），還提升了空間用于處理文件的功能。另一方面，更好的空間質量有助于傳達革新、激勵等用于提升公司集體形象的品質。而詹森公司便是通過它的設計啟示了一種人造自然的設定，把辦公建筑轉化為公共建筑——如“在林中享受新鮮空氣和陽光”[17]——這解決了封閉空間、人造自然環境與雇員作為人的需要三者之間的矛盾（圖5.7）。這種類型的辦公室在當時好評如潮，影響力巨大，對當時簡化泰勒主義模式的傾向提出了挑戰。[18]指導整個設計的準則深入到細節，包括定做比常規尺寸還大的桌子；整合照明和檔案系統；以及精確的完成面（圖5.8）。每個辦公職員的績效是泰勒主義重要的構成部分，由于設計者們質疑其過度消除個性的工作環境會導致缺乏積極性，它將重新接受檢驗。

5.7   主要的工作空間。詹森公司行政大樓，由賴特設計。威廉康星州，拉辛(Racine,Wisconsin)，1939。相片由S. C. Johnson Co.提供

5.8   詹森行政大樓的工作區域。由賴特設計。相片由S. C. Johnson Co.提供

在20世紀30至40年代，美國發展出有關人際關系和員工積極性的理論。一方面受到弗洛依德心理學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對泰勒主義的一次應激，反對其對于員工的態度和認為員工只是生產線上的一部分、機器的延伸的觀點。這個時代所展開的實驗研究揭露了設計所忽略的心理學上的基礎，它將作為一個嶄新領域的問題受到重視。第一輪篩選和評估試驗展開，它以個人的特質為基準評估了雇員在某特定專業的合適程度。雇員的積極性這個概念被重新思考，目的是試圖在工作環境、公司晉升和等級制度三個方面滿足個人期望，換句話說，也就是提升質量和競爭力。因此，人際關系以及如何將它轉化為辦公空間的問題得到越來越多關注，這一趨勢超越過去泰勒主義的方法，受到商業認可。

將管理人員和職員在空間上分離的習慣隨后改變了。管理者仍然分隔在不同的區域但根據新的設計模式他們如今能和其他職員保持視線聯系——通常是在密閉的玻璃辦公室內。雖然管理者仍然對其職員實行監視，但職員也給管理者施加了壓力，他們不得不表現出對工作盡心盡力以樹立起榜樣。

辦公室設計的這種轉變，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它質疑了泰勒主義的“極小任務分解(minimum-task breakdown)”的概念，即是將一項工作作為一個整體細分成獨立的任務單位。團隊合作（不純粹是按部就班的團隊合作）開始作為一種新模式被認識和研究，它克服了原來流水線生產模式固有的死板且缺乏運動的缺點。為了適應“多工序的工作(long-range task)”，一種新的組織形式出現，其原則是負責整個工作循環的以及任務可以互相替換的員工組合成相對自治的組團。這些組團受到的監視比以往少，而且不同等級的人員之間有更多的互動。這種內部自我調節的“組合式工作系統”能夠避免過度專業化所帶來的錯誤，成為一種最基本的生產單位。[19]這種組合方式第一次試用于工廠，后來用于辦公室。員工可以根據工作類型和團隊形式重新組合，取代原來的陣列排布形式。這終結了靜止的、線型的辦公室空間，員工原來被迫固定在一個位置整整一天，甚至整個人生，假如按照最為嚴格的泰勒主義的原則來說的話。

二戰后，辦公室格局以聚集個人工作空間、結合私人辦公室和會議室為特點。它擁有規律的幾何秩序但不是生硬的線性排列空間。為了提高生產力和建立一個良好的公司形象，工作室拋棄了機器般的特點，變成舒服的空間，這樣就能夠代表公司自身良好形象（圖5.9）。所謂的開放式辦公室如今成為被大量高素質白領階層主導的經濟所控制的社會和城市模型的一個標志。（在美國，白領工人的數量在1956年首次超過藍領工人。）在20世紀40年代末，這種修正了泰勒主義的新的處理環境的方式，在商業促進的科技進步下逐漸實現。在戰后恢復期過后，這些科技開始呈現出一種整合、合并的趨勢。

5.9   50年代的開放式辦公室。

綜合HVAC系統的廣泛使用——通風設備，加熱，冷卻和加濕——無疑是這個時期技術發展最為杰出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有兩個特別的系統發明促使了它的出現：熒光燈和吊頂天花。熒光燈首次在1938年生產隨后進入市場。它不僅顛覆了照明標準，而且消除了白熾燈的熱負荷。因而節省了能耗，使得空調和通風設備更多功能并存。統一的熒光燈照明降低了自然光的重要性，辦公室的房間深度不再只由與外墻的距離所決定。第二個重要發明，吊頂天花，使得設備和室內空間組合更靈活。[20]開放辦公室有了吊頂天花，能源可以實現統一供給，還取代表皮成為這種類型建筑結構的一個重要部分。由于吊頂天花的出現，已有的關于建筑表皮和核心筒，框架和可用空間之間清晰的空間關系開始瓦解。

一個無差別的人工室內環境對于開放式辦公室是必不可少的，它必須具備一個可根據時間或是能激發積極性的公司形象而改變的規劃可能性。有了人造環境，可用的空間深度得到延伸，從以前的26英尺，到39英尺（用于很多商業建筑）至65英尺之間，甚至更高，像上面提到的SOM設計的內陸鋼鐵大廈(Inland Steel )和百事可樂公司總部(Pepsi-Cola Company headquarters)，或是康乃狄克州人壽保險(Connecticut General Life Insurance)（圖5.10）。深度的增加可以適應隨時變化的空間來劃分系統。為了達到這種多樣性同時不降低室內空間品質，要求就不僅僅是無差別、進深大這么簡單：一系列子系統被設計出來去分隔空間，它們組裝起來方便、快捷、可逆。這種需要促使模塊組裝廣泛應用起來，空間分割成細胞般的單元。同時，還要維持一個穩定的多功能的能源系統，這方面不僅在前期流水線模式中考慮到，而且也影響到所有辦公室子系統的組裝設備的協調，從吊頂天花到整個結構，從機械設備的管道和風道到建筑表皮。

這種模塊成為控制多功能性的組件，它也同時控制了工作區域。個人辦公空間作為最小的單元，提供了控制靈活性的基準模數。[21]工作空間仍然是一個三面圍合的模塊結構，其在建造上面臨著最重要的挑戰：發展用標準化的、可兼容的節點將分離的組件連接起來的系統。建筑師的主要目標與辦公用品家具廠家的訴求全面結合起來，與此同時投資型辦公建筑飛速增長。像Herman Miller和Knoll Associates這樣的公司，引領著這場運動，將歐洲現代建筑內在的工業設計思想轉譯為大尺度的大規模生產。包豪斯的理念呈現在這種組合式的室內裝修的新概念中。事實上，還有很多移民到美國的受過包豪斯訓練的歐洲建筑師實現了這些概念。

組合型設計的整個概念完全是以一系列辦公室家具為原型的。桌子，通常是L型金屬制的，高度可以根據不同類型的工作進行調整，桌面是木或膠木；檔案柜，也是金屬的，通常用來分隔空間；而隔板，是金屬的，加上玻璃、木頭或膠木飾面。這些家具被當做是一系列組件，不同的尺寸適應不同辦公布局的組合（圖5.11）。

辦公室設計和家具的直接聯系引發了對多學科研究團隊的需求。除了建筑師和工程師之外，這些團隊開始涵蓋室內設計師、技術設備顧問以及管理運營的專家。因此，團隊工作的方式延伸到了專業的建筑實踐。由SOM的戈登(Gordon Bunshaft)和商務設計(Design for Business)合作設計的康乃狄克州人壽保險大樓，是這種工作方式最好的例子，也是當時整合設計的最高水準。天花、地板、墻和結構框架是一個完整系統的各個部分，還包括其他具有兼容性的組件，如隔墻、儲存空間和家具（圖5.12）。人壽保險大樓的整個設計——像SOM的其他作品那樣，如聯合碳化物大廈(the Union Carbide Building)——將天花劃分為6英尺的網格，每個網格下方對應工作臺。這一尺寸恰好是辦公桌的最大尺寸和一個辦公區域的最小面積單元。每個單元配有各自的一套設備（照明，通風，電，電話和隔音），這樣辦公室里每個使用區域都能夠在設備上自足。從此，地毯可以覆蓋整個地板，還增加了房間隔音，以及隱藏了包括有電話、算術計算機和電子打字機這些辦公設備的電線網絡。

5.10   SOM設計的三個平面比較。左：內陸鋼鐵大廈，芝加哥，1954-1957；右上：百事可樂公司總部，紐約，1959-1960；右下：康乃狄克州人壽保險，康乃狄克州布洛姆菲爾德(Bloomfield, Connecticut)，1954-1957

5.11   開放式辦公室的家具組合，由Knoll Associates, Inc.設計

5.12   SOM設計的康乃狄克州人壽保險大樓。辦公室內照（相片? Esto Photographers）；三方會議：Knoll Associates代表、家具的設計師和主席建筑師戈登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這首例多功能的能源分配離不開一個嚴格的幾何秩序。模塊化和整合子系統的概念提供了一個解決建筑空間靈活性問題的技術手段。模塊化意味著工作空間所提供的自由：20世紀50年代開放式辦公室的靈活空間在嚴格的限制下運作，以幾何秩序為其標志——現在比以前更明顯——這種幾何秩序引起一場瘋狂的對系統的探索，探索適用于任何建筑的一套相協調的尺寸系統，從立面墻到隔墻到桌子。開放式辦公室工作空間的自由組合要求這些組件的構造盡量采用最標準化的模式。

一旦這個設計模式取代了嚴格排列和機器主導的泰勒主義辦公室，若把它置于一個歐洲語境時，在最大化辦公室生產力的新問題的壓力下，它將被重新審視，受到更大的挑戰：信息的自由流動。一間德國管理顧問公司Quickborner Team，尤其是它的創立者the Schnelle brothers做的研究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即將辦公室理解為一個“信息處理中心”。[22]他們與辦公室家具工業的密切關系促進了他們提議的這個變革。這個概念發展起來，原有的組織方案發生戲劇性的變化。

辦公室景觀，即Bürolandschaft，是基于一個配備統一能源服務的無障礙、連續的、進深大的以及有空調的體量——更重要的是，它是最適合開放式辦公室的自然環境。然而，在這個模型里，最關鍵的元素不再是形成“多工序任務”的機械和結構系統，而是基于辦公室工作所依賴的東西：紙。搜尋如何高效地促進文件在辦公室流通的方法即意味著要解決如何根據員工交接文件的不同方式進行工作位置的重新分配。這個方法節省了時間和辦公室內的距離傳輸。據Bürolandschaft的創造者，“Quickborner Team的目標是創造一個在建筑的任何階段總是能夠滿足規劃、環境和當今職員個人條件要求的辦公設計。”[23]Bürolandschaft的多功能性也因此具有靈活性。每一任務類型的變動伴隨著空間布局的重新調整；因為每一個工作計劃都意味著一個特定的組合。這表明多功能不再只是意味著辦公室裝備和家具的可選擇性而是成為一個根本的追求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