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正在上演一幕針對開放式辦公空間的“迫害”，《衛報》《獨立報》《每日電訊》《每日郵報》《商業周刊》等主流媒體紛紛報道，“我們在開放式辦公空間里一事無成”，因為它影響我們的注意力、工作效率和身體健康。此前進行的一些專業研究，是導致人們攻擊開放空間的主要原因。

    早在2011年，就有一份丹麥的研究報告稱，在對2403名丹麥員工進行調查后發現，在開放式工作環境中的年均病假時間（8.1天）比封閉空間（4.9天）長得多。

    2013年，Gensler公司發布的美國辦公環境調查則指出，通過對2035名員工的隨機調查，研究者認為“全美只有四分之一的員工擁有較為滿意的辦公環境，而其余的人無論工作效率、創新性，還是參與度，都受到了環境的不利影響”。

同一年，悉尼大學的Jungsoo Kim和Richard de Dear也得出研究結論，“開放式辦公空間并不像一些業內觀點認為的，能夠促進員工間的交流，與封閉辦公室相比，人們認為后者更有利于交流互動”。

    雖然在丹麥的研究中，對于肥胖和抽煙等相關因素進行了充分考慮，但在接受調查的員工中，擁有封閉空間的人大都是高層白領，與開放空間的人相比，他們對于自己的假期更有控制和把握的權力。

研究人員指出，開放空間中導致病假的因素包括噪聲、病毒、通風、隱私和社會心理等多個方面。其中心理上的原因在于人與人之間物理隔離的消失，使他們失去了自主權。然而，這種自主權并非封閉空間所能給予。

    Gensler的報告綜合了多年的數據，其中引用了CoreNet Global的一份調查數據，“從2010年到2012年，人均辦公面積從225平方英尺下降到了176平方英尺，到2017年將下降到100平方英尺左右”。這顯然是一種錯誤，因為并非所有開放空間的人員密度都在增加。澳大利亞的專家在研究員工之間的溝通與交流時，似乎也沒有完全考慮空間內人員密度的問題。

     事實上，在很多其他研究中，辦公空間的趨勢正在向開放式場所發展。之所以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是因為開放空間并非單純的空間大小這一個變量，還有其他變量需要充分考慮。

    從物理空間上看，開放空間的研究參數包括人員密度、開放的程度、辦公桌隔斷的高度、桌子的大小、屋頂高度、空間布局、樓層面積、工作站密度、室內道路、現場人員比例（休閑區、會議室、專屬辦公室等）、照明、通風系統、空間顏色、內飾、品牌等。更為重要的是，開放空間還受到一些組織層面的因素影響：工作角色與職能、團隊大小、管理方式、所在產業、自主性與責任、工作時數、薪酬與資金、職業道路等。如果開放空間的某一個方面存在問題，我們就不能對之全盤否定。

    如上所述，人員密度與開放空間的效果息息相關。當然，過于密集的空間內，必然會帶來噪聲、擁擠、樓層服務壓力大等問題，影響工作效率。所以，不能將開放空間設計與高密度相混淆。但是，我們也不能認為高密度是完全錯誤的。在呼叫中心、銷售行業，這種高密度的工作環境可以聚焦工作能量，促進核心任務的完成。不過，如果樓層面積允許的話，這種空間內的服務設施要好，層高要更高。有人認為，這種環境適合所有員工，而小辦公桌會讓工作更有效，這種認識也是錯誤的。

     總之，開放式辦公空間無罪，錯的是對它的不恰當使用、管理的缺乏和設計的缺失。